【前言】

四川有个军阀，对待老百姓那叫一个狠，搜刮民脂民膏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。就这么个家伙，蒋介石居然让他当了大官。逃到台湾后，他居然还能在“总统府”里混个“国策顾问”的职位。

这个人就是刘存厚，老百姓都管他叫“老瘟神”，是个老资格的军阀头子。

【靠叛变崛起，在四川纵横捭阖】

1885年1月24日，刘存厚在四川简阳的一个挺有钱的盐商家里出生了。他老爹刘廷辅，可是光绪年间乙丑科的武举人。因为这种家庭背景，刘存厚从小就有了很多其他小伙伴得不到的好东西。

小时候，刘存厚先在村里的私塾念了启蒙书，然后又学了好多经史子集这些古书。家里人看他挺有出息，就认定他以后能当大官，所以特别用心地栽培他。

1902年那会儿，刘存厚跑到成都去参加府院试，结果没考上。不过刘家人没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不让他当官可不行，既然文的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武的试试。到了第二年，家里就把刘存厚送进了新开的四川武备学堂，让他去学点真本事。

说实话，刘存厚在练武这事儿上，真的挺有灵性的，而且人家学习起来也特别下功夫。就因为这样，他被四川总督锡良给看上了。

1907年那会儿，刘存厚被锡良挑中，去了日本深造。这一去，刘存厚的人生路就完全变了样。

进了日本东京的士官学校，刘存厚被安排在了第六期。那会儿，他和孙传芳、唐继尧、尹昌衡、阎锡山、王陵基他们成了同窗。

1909年，刘存厚顺利完成了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学业。回国后，他参加了北京军咨府跟陆军部的测试，成功过关后，得到了陆军科举人的头衔。接着，刘存厚就被介绍给了云贵总督李经羲。

到了云南，刘存厚被安排成了云南新军19镇随营学堂的头儿，还兼着讲武堂的教练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进了新军。在那段时间，经罗佩金和李根源牵线，刘存厚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，心里开始往革命那边靠，但还没完全下定决心。

1911年的时候，刘存厚在新军里头，管的是第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。他那会儿的同学唐继尧呢，管的是同一个标的第一营。再往上说，蔡锷是三十七协的老大。

那段时间，受到蔡锷的启发，刘存厚越来越倾向于反清革命，但他有时也跟清军督练公所的总参议靳云鹏有些瓜葛，关系模糊不清。

10月10号那天，武昌那边闹起了起义，湖北就这么解放了。没多久，辛亥革命的势头就跟风暴似的，一下子刮遍了全中国。就在这时，蔡锷带了个头，唐继尧、刘存厚他们几个在云南也跟着行动起来，搞了个重九起义。没过几天，起义的队伍就赢了，云南也跟着宣布自个儿独立了。后来，大家商量着让蔡锷当了云南的都督，刘存厚呢，就被安排做了参谋部第一部的头儿。

之后，蔡锷让唐继尧去攻打贵阳，他成功拿下后，就被提拔成了贵州的都督。紧接着，为了把胜利果实搞大些，唐继尧动手组建了支援四川的滇军，选了韩建铎当司令，刘存厚做总参谋，带着队伍开进了四川的叙府，就是现在的宜宾，还有泸州这些地方。

11月份，有了滇军的帮忙，四川成功光复，尹昌衡就当上了四川的都督。没多久，尹昌衡对滇军就有了意见，他决定用武力把滇军赶出四川。

结果，经过成都的大汉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一番商量后，尹昌衡给了滇军30万作为出发费用，还客气地送走了来支援四川的滇军，让他们离开了四川地界。

现在这时候，刘存厚作为援川滇军的总参谋长，位置相当尴尬。他虽然是滇军的头头，但自己是四川人，所以在滇军里，跟那些云南的将士们处得不太来，这让他感觉自己的未来挺没着落的。

后来，刘存厚悄悄给尹昌衡发了封电报，说了说自己的近况，还表明自己想回四川，给尹昌衡帮忙。尹昌衡收到电报后，立马回了电，说欢迎他回来。

1912年3月份，刘存厚收到尹昌衡的回信后，就找了个“回家听老爸话，回四川去”的借口，离开了滇军，直接回了成都。为了让刘存厚有个好去处，尹昌衡专门给川军加了个第四镇，让刘存厚来管。没过多久，这个镇又升级成了师，刘存厚呢，也跟着升成了第四师的师长。

7月份，尹昌衡带兵去了藏区，这时候，袁世凯的手下胡景伊就临时管起了四川都督的活儿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胡景伊对革命党人是各种打压，毫不留情，但转头又对手里握着兵权的刘存厚百般示好，想方设法拉拢他。

胡景伊一番游说后，刘存厚动摇了立场，跟着周骏一起投了共和党，站到了袁世凯那边，成了他的支持者。

8月份，因为孙中山号召大家反抗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，川军第五师的师长熊克武，还有重庆的镇守使，加上老同盟会员杨庶堪，他们一块儿宣布不跟政府一条心了，直接向胡景伊开打。那时候，胡景伊就让刘存厚去对付熊克武，让他带兵迎击。

熊克武被打败后，刘存厚就接了他的班，成了重庆镇守使。他一上任，就开始对付熊克武的残余势力，还下命令到处抓国民党的人，连那些没犯错的人也跟着倒霉。结果，他搜刮到了二十多万银元和一堆财物。

现在，那个偷偷和熊克武联系的川军第二师的头儿彭光烈已经被收拾了，他的第二师也被拆散了。刘存厚的第四师就顶上了第二师的位置，番号也改了，刘存厚自己也升官了，成了陆军中将师长。

1915年那会儿，袁世凯为了让自己当皇帝的路更顺畅，就派了陈宧带着北洋军的三个师去四川帮忙处理军务，还搞了个大清乡的行动，整个四川都查了个遍。这时候，刘存厚被提拔成了川南清乡的总头儿，带着两个团的兵力去了泸州守着。等袁世凯真的称帝后，也没忘了刘存厚，直接给了他一个二等男爵的头衔。

12月25号那天，蔡锷他们一帮人在云南说了，不跟袁世凯混了，自个儿单干，还拉起队伍成立了护国军，直接就往四川叙永县那边打过去了。

因为刘存厚和蔡锷过去有很多交集，所以蔡锷打算把刘存厚拉到自己这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蔡锷用了个离间计，找来个四川当地人李宽文，让他给刘存厚悄悄送了一封没署名的信。刘存厚打开信一看，里面写着这些内容：

我从北京那边听到个小道消息，袁世凯怀疑你跟蔡锷有私下来往，打算让你的手下对你下黑手。

看完之后，刘存厚大吃一惊，他立刻吩咐手下人去跟护国军联系。

1916年1月31号那天，刘存厚打着“护国川军”头头的旗号，在纳溪地方发了个声讨袁世凯的宣言，说自己不跟他混了，要单干。

3月份，刘存厚的“保卫队”跟张敬尧的北洋前锋部队还有熊祥生的队伍打了起来，结果没打过。刘存厚一看北洋军有五万多号人，自己这边才七千来人，吓得不行。他也不管蔡锷同不同意，直接就从纳溪撤了，跑到安宁桥那边去了。

之后，因为各省都支持护国军，袁世凯没办法，只好废除了帝制，最后在一片指责声里离世。陈宧站出来说四川要自治，而刘存厚呢，他还是四川陆军第二师的师长，继续管着他的部队。

袁世凯离世后，蔡锷接掌了四川督军和省长的位子，他让刘存厚带着队伍进驻成都，一并管理起军政和民政来。没过多久，多亏了蔡锷的大力推荐，刘存厚升为了第二师师长，还暂时代理川军第一军军长，被授予了陆军上将的头衔。

10月份的时候，刘存厚被授予了陆军中将的头衔，还得到了崇武将军的称号，外加四个勋章。到了11月，蔡锷在日本去世了，北京政府立马发电报，让滇军的头儿罗佩金去当四川督军，黔军的头儿戴戡去当省长，刘存厚呢，他的职位还是老样子。转眼到了12月，北洋政府又给刘存厚升了官，把他的军衔提到了陆军上将。

现在，刘存厚直接领导的第二师手下有三个旅，外加一个炮兵团、一个骑兵团、一个工兵营，还有一个辎重营，总人数达到了2万多。不光如此，陈泽霈的第四师和顾品珍的滇军第六师也都听刘存厚的指挥，真可以说是人多势众，战将如云。

罗佩金当上四川督军后，就搞起了“扶滇压川”那一套，开始动手裁减川军。这一动，四川那些军阀大佬们可就不乐意了，觉得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受到了影响。就在这时，段祺瑞也跳出来找事。没过多久，四川的军阀头头们，包括川军的将领们，一致推刘存厚出来说话，大家一块儿声讨罗佩金，说他“偏心滇军，打压川军，裁员又不公平”。

不过，罗佩金完全没把这事儿放心上，硬是用武力逼着川军改编。于是，川军和罗佩金的滇军在成都的巷子里，足足打了七天七夜的恶仗。最后，罗佩金被打败了，滇军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成都。但话说回来，这场仗也让川军伤得不轻。

没过多久，北洋政府来了个各打一耙，直接撤了罗佩金和刘存厚的职。这样一来，四川省长戴戡就坐上了四川督军的位子，把四川的军政大权都攥在了手里。

刘存厚心里那叫一个憋屈，他一咬牙，带着人马就去攻打只有七千来人的黔军。没多久，黔军就顶不住了，只好灰溜溜地撤出成都。连他们的头儿戴戡也没辙了，最后自己开枪，一命呜呼。

打赢那场仗后，刘存厚打定主意，要把四川地界里的滇军和黔军都清理干净。他找来了川军的头头儿周道刚、钟铁道他们，一块儿对滇军和黔军动手。这一仗打得不容易，但他们还是赢了，不过刘存厚自己也搭进去不少。

1917年快到年底那会儿，北京政府挑中了张澜，让他去当四川省长，而军务方面呢，就交给了刘存厚打理。没过多久，到了12月，刘存厚又被北洋政府看重，被封为了四川督军，这么一来，他也算是地方上的一方小军阀了。

刘存厚这人老是爱变卦，一会儿投靠蔡锷，一会儿又倒向张勋、段祺瑞那边，因为这种行为，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就叫“刘厚脸皮”。

那时候，大家猜测孙中山派到成都搞革命的那个樊孔周，很可能是被刘存厚给害了。于是，有人就写了这么一副对联，说的是：

樊孔周全身都是洞眼，刘存厚那张厚脸皮还在。

【为卷土重来，预征了百年赋税】

1918年1月份，熊克武当上了四川靖国各军的总头头，他打着护法的旗号，带着兵马杀进了四川。后来呢，刘存厚和张澜在黔军、滇军还有川军的围攻下，不得不从成都溜走。刘存厚经历了一连串的打败仗后，彻底变成了个穷光蛋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在绵阳先住着，跟钟体道碰了头。

在绵阳住的那阵子，刘存厚居然提前把一年的田税都给收了，说是要用来填补军队的开销。这一波操作，搞得当地老百姓日子是真难过，可刘存厚呢，倒是尝到了不少甜头。

6月份，刘存厚带兵到了陕西的宁羌，就是现在的宁强。到了7月，南方的军政府让熊克武当上了四川督军。同一时间，北京政府也给刘存厚封了官，让他当二十一师师长，还把汉中等七个县划给他和钟体道管，说军火粮食这些都由北京政府负责。

这时候，刘存厚还是不服气自己输了，他在汉中搞了个四川督军办公的地方。为了养着手下的兵，继续跟其他军阀抢地盘，刘存厚不但不想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反而硬逼着农民在田地里种鸦片。他还在自己的地盘上到处开烟馆、赌场，欺负女人，真是坏事干尽。

刘存厚在陕南搞的那些坏事，让当地老百姓火大了。没多久，陕西省议会就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，列举了刘存厚在陕西干的十二宗大罪，还强烈要求把他从陕西赶走，好好收拾一顿。

1920年春天，4月份的时候，陕西的督军陈树藩实在是受不了刘存厚了，就给了他一个最后期限，让他赶紧离开陕西。到了5月，熊克武跟滇军、黔军打仗打输了，被人家从成都撵了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刘存厚和熊克武这两个都打了败仗的人，就重新走到了一起，他们联手组建了靖川军，一块儿对付滇军和黔军。

八月那会儿，刘存厚当上了靖川军的大头头，就是总司令。到了九月，靖川军的兄弟们就把成都给拿下来了。转眼十月，熊克武也不甘示弱，他占领了重庆，还搞了个川督公署。紧接着十一月，刘存厚也不落后，他在成都也弄了个四川督军公署的牌子挂起来。这下可好，南边政府和北边政府各自派的四川督军，俩人都觉得自己才是老大，谁也不听谁的。

之后，北洋政府使了个心眼儿，让刘存厚去当四川的督军，熊克武做了四川省长，打算把四川这块地儿收到自己手里管。

但说实话，刘存厚这时候就是个空壳子，他手底下的亲信部队压根管不了整个四川。所以，刘存厚就打算北边跟陈树藩拉上关系，南边跟黔军、滇军联手，想靠这个办法拽住四川东南的那些军阀。他还使了些手段，挑拨离间四川内部的各个势力，好让他们互相猜疑，最后只能靠自己。

不过，那些只是空口白话，到头来根本没法实现。刘存厚耍的诡计，最后反倒害了自己。

1921年2月18号，川军的23位头头一块儿发了个电报，说不认北京政府给刘存厚封的官。他们还列出了刘存厚妨碍四川自己管自己的十条大罪。

另外，熊克武、但懋辛、刘湘和刘成勋这些人没多久就团结起来，一块儿向刘存厚发起了攻打。

刘存厚斗不过对方，就装模作样地对四川各军宣布自治，同时偷偷给北京政府发电报，表明自己支持中央政府，想靠这个拿到北京政府的援助。

刘存厚压根儿没料到，北京政府居然会把他偷偷发的电报直接公开。这下可好，他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。刘存厚觉得脸上无光，没办法，只能发电报说自己不干了，还辞去了靖川军总司令的位子，灰溜溜地回了陕西宁羌的老窝。

1923年2月份，有了吴佩孚撑腰，杨森回到了四川。这时候，刘存厚觉得回四川有点门儿了，就按照杨森的吩咐，从陕南带着兵往川北进发，一路打到了绵阳。不过，他们在绵阳没待多长时间，就灰溜溜地逃走了。

1924年5月份，北京那边发话，说四川督军这个位子得撤了，然后呢，刘存厚就被调去当川陕边防督办了。他在绥定，就是现在的达州，搞了个川陕边防督办公署。这个公署管着绥定、万源、宣汉、城口这四个地方。那时候，刘存厚手底下的兵，加起来都不到5000人了。

在这块荒芜的地界上，刘存厚没借着外面没敌人打扰的好时机让大伙儿喘口气、恢复元气，反倒是一个劲儿地扩充军队。为了养活这些兵马，他又开始动起手里的狠招，对管辖的老百姓们拼命征税，不停地压榨搜刮，搞得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动不动就闹出暴力冲突。

说到这事儿，刘存厚根本没去想怎么安抚老百姓，反而对他们下了狠手，连国民党的人都没放过，都给镇压了。刘存厚硬着头皮扩军，短短不到五年，手下的兵马就从原来的数目涨到了两万五千多人。

这片地方经济不景气，但军费花销却大得惊人。刘存厚脑海里又浮现出之前在绵阳轻松捞到好处的情景，于是打算再次向老百姓伸手，提前征收税款。这回，刘存厚干脆把老百姓的税直接给预征了一百多年，一直征到了2059年。

根据资料，刘存厚管的地方那时候税种可真不少，五花八门，像什么紧急军费、三升特别费、保护商队税、子弹附加费、烟田税、红灯费、烟秤使用费、特别征收、烟酒税费、印花费用、赌博和娱乐税，还有门户税等等，总共有21种乱七八糟的税。

尽管有这么多种税，但还是填不满刘存厚那巨大的军费缺口。就在大部分手下都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征收局的头儿王天一开口了：“督办，您别担心，我这儿有个法子。”

听说王天一有主意，刘存厚乐坏了。他们俩嘀咕了几句，刘存厚就喜笑颜开地下了命令，让人悄悄进城去打听，瞅瞅哪家在外头经商，哪家是靠祖宗留下的财富过日子，手头还宽裕，哪家还有油水可捞……

弄清楚状况后，刘存厚二话不说，马上让人在墙上贴公告，让那些他认为还有“家底”的家庭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大洋，要是超过时间还不交，后果很严重。刘存厚这种做法，大家私下里都叫他“强行摊派”，就是说，管你什么原因，反正老天爷让你掏钱，你就得掏！

有一家子被“天榜”命令了，说十天内得交出四百块大洋。可他们家呢，既没有田地，也不做买卖，压根就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
没过多久，这家伙就被刘存厚的手下给抓到了督办署。刘存厚瞪大眼睛，大声吼道：“你个小子，脖子是铁打的吗？竟敢跟我对着干！我给你三天时间，必须把欠款一分不少地交上来。还有，拿钱在凤凰山建两座碉楼，这是你的任务！”

这家伙没敢当面反抗，只是说“回家筹钱”，然后就溜出了督办署的大门。到了约定的日子，公差上门拿人，结果那家子早就跑得没影了，屋里空荡荡的。

1933年5月份，蒋介石让刘存厚去当陆军二十三军的头儿，也就是军长。

10月份，刘存厚被推上了前线，成了四川“剿共”第六路大军的头头。没想到，他一上阵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，吃了个大败仗，最后只能灰溜溜地逃出绥定大本营。地盘没了，军队也散了，这时候的刘存厚，在蒋介石看来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用处了——拿他当个反面教材，警告警告别人。

10月28号那天，蒋介石给刘存厚安了个“随便放弃防守地盘”的罪名，直接把他给撤了职，还要查办。刘存厚剩下的那点部队，也被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给并过去了。打那以后，刘存厚就躲到了成都，过着悠闲的日子，四川的军政大事他再也不插手了。

刘存厚名义上是隐居，实际上在成都过得那叫一个奢华。他靠着搜刮民财积累的钱财，在成都买了个大园子，好好装修了一番，弄得特别气派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在老家简阳置办了个大庄子，给起了个名叫“桂里山庄”。

1948年3月份，南京那边搞了个“行宪”国民大会，总共有1679个代表到场。这次大会是蒋介石来主持的，他还讲了开场的话。在那次会议里头，刘存厚也是代表之一，他是顶着“行宪”国大的名头去参加的。

这次大会，蒋介石那帮人说是“中华民国搞民主宪政的头一炮”，老挂在嘴边的是“平定叛乱和搞宪政得一样上心”，不能“因为忙着平叛就把宪政放到一边”。

在蒋介石的强硬手段和好处诱惑下，那次大会最终点头通过了《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规定》，把宪法里对总统权力的那些约束给拿掉了。这样一来，蒋介石在法律的名义下，就变成了独揽大权的人。

在那次会议里头，蒋介石被大家推上了“总统”的位置，而李宗仁就成了“副总统”。没过多久，蒋介石自己说要退下来，然后李宗仁就顶上了“代总统”的位子。不过啊，这个“代总统”在法律上虽然听起来挺风光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“总统”的实权，真正的大权还是攥在那个已经宣布退位的蒋介石手里。

1949年的时候，蒋介石在大陆混不下去了，只好跑到台湾去了。

那时候，多亏了老同学阎锡山，他那时是国民党的行政院长，帮了刘存厚一把，让他能够跑到台湾。到了台湾后，蒋介石还邀请刘存厚做了“总统府”里的“国策顾问”。

1960年的时候，刘存厚在台北去世了，那时候他已经75岁高龄。

刘存厚活着的时候，虽然被蒋介石拉去当了“总统府”里的“国策顾问”，但待遇却差得很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为此还写了一首诗，把自己的惨状都给写进去了：那时候的他，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

时光匆匆又三年，啥也没干光怕穷。谁晓得路边那卖瓜的，以前是给皇宫画画的大高手。